《长明灯》创作于1925年2月28日，最初发表于3月5日至8日的《民国日报副刊》，后收入小说集《彷徨》。故事讲述了吉光屯社庙内一盏自梁武帝时代就不停燃烧的灯，屯民们相信灯一旦熄灭，村庄就会变成海，居民则会变成泥鳅。因此，当一个被称为“疯子”的人想要熄灭这盏灯时，整个屯落的人都视他为敌人。他们通过欺骗、威胁，最终将他关进了社庙的西厢房。而即使身陷囹圄，他依然高喊：“我放火！”这个“疯子”的清醒让他意识到，这盏灯的存在并未带来光明，反而是在制造恐惧，维护着一个千年的专制秩序。他想要熄灭这盏灯不是出于破坏，而是要打破这个既定的专制结构，但全体屯民对此毫不理解，反而将他视为异端。

鲁迅通过这个村庄故事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为何每次经历大革命后，人们依旧选择专制？那盏长明灯不仅是普通的照明工具，它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信仰，象征着绝对权威和天命的延续。对吉光屯人来说，维护这盏灯就是维护整个村庄的生存。“灯灭变海”的恐惧深入人心，使得维护的行为成为本能，形成了集体无意识。即便有人指出灯的荒诞，他们也不愿相信，因为那意味着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否定。

这种专制现象反复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，它不仅是外在制度的压迫，更是内化为一种文化基因。普通人无需皇帝的指令或军队的执行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维护这一制度。拒绝维护者会被视为异端，甚至成为全屯人的敌人。

“疯子”就是那个唯一看清真相的人，他知道灯根本无法为人带来好处，只是在无知和恐惧中苟且生存。虽然他呼吁想要熄灭那盏灯，希望给人们带来觉醒，但他的反抗最终遭到镇压。

最终，屯民们决定将他关进西厢房，甚至在他被囚禁后，孩子们将他的呼喊转变为嬉戏的歌谣。他们不理解清醒者的立场，将其反抗当作游戏。这表明，专制文化不仅影响了这一代，也正在毒害未来一代。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嘲笑清醒者，而长大后，他们也会重演之前的压制。鲁迅在写作时，辛亥革命已过去十四年。虽然清朝已被推翻，但长明灯的象征依然存在。旧制度的外壳更换了，但根深蒂固的奴性文化并未有实质改变。

革命只是改变了表面的政治形式，文化基因却未变。于是，长明灯依旧闪烁，只是灯油换了；而庙宇的牌匾换了，屯民的身份换了。只要文化基因不改，专制会以新面貌复活。每当革命爆发，都是渴望自由的表现，但革命后的恢复又是被专制文化所吞噬。鲁迅总结这种循环为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的时代与“暂时做稳了奴隶”的交替。专制得以延续，绝非只是统治者的行为，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共谋。人们不仅是被压迫者，也成为这种制度的维护者。

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，民众逐渐养成根深蒂固的奴性，习惯于服从与被动。反抗意味着危险，而保持顺从则能寻得安全感。他们宁愿在已知的奴役中生存，也不愿在未知的自由中冒险。这种奴性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历经时间被专制文化塑造出来的。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和信息垄断的环境中，反抗的成本过于高昂，而顺从的收益却显得微薄，因此顺从显得相对安全。